第二十章 / 陈虻不死-《看见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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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,我接到同事短信:“陈虻病危。”

    去医院的车上,经过新兴桥,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乱晃,我迷糊了,两三个月前刚见过,简直荒唐……不会,不行,我不接受。我不允许,就不会发生。

    一进门,一走道的人,领导们都在,我心里一黑。

    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,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。

    房门关着,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,握着陈虻的手。

    我站在门外,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。

    陈虻一再跟我说,评论部里,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。

    崔永元说:“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,我回来工作,抱着混一混的心态。我也干不动了,也没心思干了,糊弄糊弄就完了。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,其实是投机取巧。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,一辈子做那个东西,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。”

    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,小崔说:“他审我的片子,很不满意,但他体谅我,知道我生病。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,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,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。他不希望我这样,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,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。”

    片子录完,陈虻要签播出单。

    小崔说:“每次去找他签字,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。我说挺好,然后就走了。其实我很难受,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,但我当时没能力了。”

    他站在病床边,握着陈虻的手,我站在门口,从小窗口看着他俩。

    崔永元说过:“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,或者累死在岗位上,或者彻底不干工作,没中间道路,做不到游刃有余。”

    崔永元和白岩松是“东方时空”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,刚来评论部的时候,饭桌上同事常聊:“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?”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,也是业务上的对手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,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。他要离开了,坐在台上,一声不吭,差不多抽完一根烟,底下一百多号人,鸦雀无声。

    他开口说:“我不幸福。”

    又抽了两口,说:“陈虻也不幸福。”

    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,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。

    说完,把烟按灭,走了。

    我开的第二个会,是陈虻主持的。他接手了“东方时空”,正赶上十一长假后,开场白是:“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,我就是教练,不负责射门。我只是盯着你们,谁也别想躲过去。”

    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:“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,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。”

    我接下茬:“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。”

    大家哄笑。

    他正色说:“你说对了。”

    散会后他找我谈:“成功的人不能幸福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

    “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,你不能分心,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,不要谋求幸福。”

    我听着害怕:“不不,我要幸福,我不要成功。”

    “切,”他说,“一九九三年我要给‘生活空间’想一句宣传语,怎么想都不满意。回到家里,恨自己,恨到用头撞墙,咣咣作响。睡到凌晨四点,突然醒了,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——‘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’。你不把命放进去,你能做好事情么?”

    陈虻得的是胃癌。

    小崔说过:“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,特别傻,看起来很精明,实际上憨厚得不行。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、他审片时那个表情,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。”

    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,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,他才三十出头,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,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,有点抱臂旁观。他上来就不客气:“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,这叫跟腚。你的理性到场没有?”

    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,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,陈虻看之前就说:“我跟你们打个赌,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。”

    他们不信,一看果然没有。

    他说:“为什么肯定没有?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。为什么不敢?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。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,他怎么推啊。推就是一次选择。”

    底下窃窃私语,意思是——你推一个看看?

    他举例子:“美国‘挑战者号’升空爆炸,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?但只有一位拿了奖,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,他转过身来,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。谁都可以作选择,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。”

    他没拍过什么片子,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:“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,不是看流不流畅,要看它为什么运动。一个摇的镜头,不是摇得均不均匀,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、准确。”

    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,每次审片时,手边一包七星烟,一包苏打饼干,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,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。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:“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”;“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”……

    他就停下:“咱们先不谈片子,先谈怎么聊天,否则这么聊,我说出大天来,你也领会不了多少。”

    胆子大点的人说:“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。”

    他摇头:“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,你在想:‘我有我的道理。’这是排斥。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,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他有一点好,不管骂得多凶狠,“你认为对的,你就改。想不通,可以不改。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,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。”但你要投入了,他又要把你往外拉:“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,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,变成了你的热爱,而不是事件本身了。”

    你点头说对对。

    他又来了:“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,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打击得你哑口无言,他还要继续说:“你别觉得这是丢人,要在这儿工作,你得养成一个心理,说任何事情,是为了其中的道理,而不是说你。我的话,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。”

    总之,没人能讨好他。但大家最怕的,是他审完片说“就这样,合成吧”,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。只能继续求他:“再说说吧,再改改。”他叹口气,从头再说。

    审完片,姑娘们抹着眼泪从台里的一树桃花下走过去,他去早没人的食堂吃几个馒头炒个鸡蛋,这就是每天的生活。

    陈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。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,自己守在病房门口,不哭,也不跟别人说话。

    我以前不认识她,在她右手边坐下。过了一会儿,她靠在我肩膀上,闭上眼。她的脸和头发贴着我的,我握着她手,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坐着。

    老范过一会儿也来了,没吭声,坐在她左手。中间有一会儿,病房医生出去了,里面空无一人,我把她交给老范,走了进去。

    陈虻闭着眼,脸色蜡黄发青,我有点不认识他了。

    最后那次见,他就躺在这儿,穿着竖条白色病服,有点瘦,说了很多话,说到有一次吐血,吐了半脸盆,一边还问医生:“我是把血吐出来还是咽下去好?”有时听见医院走廊里的哭声,他会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,说可以不痛苦了。说这话他脸上一点喟叹没有,好像说别人的事。当时他太太坐在边上,我不敢让他谈下去,就岔开了。

    敬一丹大姐说,陈虻在治疗后期总需要吗啡止痛,后来出现了幻觉,每天晚上做噩梦,都是北海有一个巨人,抓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抡。

    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,他想离开了。

    我垂手站在床边,说:“陈虻,我是柴静。”

    他突然眼睛大睁,头从枕头上弹起,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。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,医生都跑进来,挥手让我出去。

    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,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。

    这不再重要,我失去了他。

    这些年他总嘲笑我,打击我,偶尔他想弥补一下,请我吃顿饭,点菜的时候,问:“你喝什么?”

    我没留心,说:“随便。”

    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,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:“随便?!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?!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、判断问题、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!”

    这顿饭算没法吃了。

    但好好歹歹,他总看着你,楼梯上擦肩而过,我拍他一下肩膀,他都叫住我,总结一下:“你现在成熟了,敢跟领导开玩笑了,说明你放松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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