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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说的好。”

    潘正炜感慨道：“你能有这样的胸怀，这件事也就成了一半，不过你想好从哪方面入手吗？”

    广东工商界千头万绪，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，想要从中找到线头并不容易。

    赵源毫不犹豫道：“自然是十三行。”

    潘正炜缓缓点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沉思。

    广州十三行固然已经日趋没落，但此时却未尝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
    当然，赵源想要从十三行入手，就必须要足够了解目前广州十三行所面对的内外困境，这样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
    在潘正炜看来，主要有两方面的缘故，一是粤海关对于行商的压迫和责任转移，二则是鸦片战争以来越发强势的外商集团竞争。

    康熙二十三年，清廷正式开放海禁，特设粤、闽、江、浙四海关，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就关闭了其中的闽、江、浙三关，仅仅留下了粤海关对外贸易，而在鸦片战争前，粤海关并不直接管理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，而是通过特许商行十三行进行管理，这也奠定了十三行的特殊地位。

    当然，随着鸦片战争结束后，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，也就使得十三行失去了最大的优势。但与此同时，粤海关对于行商的敲诈勒索却始终没有停止，其中更是涉及到多种名目。

    首先，粤海关常常借征收税饷及“规礼”名目敲诈勒索，其中名目更是多如牛毛，比如1801年，粤海关勒令加征货物税饷有294种，同年，行商每年备贡银由5.5万两增至9.5万两，连嘉庆皇帝的五十岁大寿，行商也需要进贡12万两寿银，60岁大寿须进贡13万两寿银；

    其次，粤海关针对行商们定下了一百多项规礼，其中各项规礼加起来就多达十余万两，以致于后来英国商人洪任辉向朝廷投诉粤海关勒索“规礼”的腐败行为，引起了广泛的热潮。

    再其次，粤海关还常常借捐款赈灾的名义敲诈勒索，像曾经的粤海关监督佶山曾勒索逼迫行商第一首领、万和行的蔡世文破产，以致于蔡吞服鸦片自杀，就连后来潘家也被勒索过，要求行商首领潘有度毫无理由的捐款五十万两银子。

    其中最有名的，便是怡和行首领伍秉鉴，为了求得一份平安，接连从1801年至1843年，不得不向官吏贿赂和送礼，前后共达一千六百余万两，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后，还被勒令旧行商偿还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三百万两，其中伍家就要单独承担一百万两。而在伍家出了这一笔前后，粤海关却仍然没有放过他，继续勒逼伍家偿还烟价余款，导致伍秉鉴含恨而亡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这样长期持续的敲诈勒索在行商中是时长发生的，行商们为了保住身价财产，甚至还创设行佣基金，即从各行商进出口货物交易中抽收款项，专门用来应对官府的勒索，而这一笔银子后来又被官府挪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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