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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？他问。

    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，终于还是放弃。

    爱面子是没变的，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。透过窗子，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。

    适当的怀旧后，我终于忍不住问：“你现在怎么样啊？”

    “我啊，好好工作啊，哪像你，混得这么好！”

    “做什么工作？”

    他用手摇了摇酒，支支吾吾。仿佛下了很大决心，终于说：“我在安装防盗门。”

    然后马上补充：但我是高级技工，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。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，在彼此心内滋长。

    他很努力，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，交不到朋友，对城市生活的厌恶，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吗，我竟然觉得，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。”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，“显然，那是我一厢情愿。我哪有家？”

    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：为什么没有家？他父母呢？

    但我也意识到，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。

    晚上十点多，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。我送他到车站。

    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，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，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，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……

    临上车了，他突然说，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，我们太久没见了，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？

    我想了想，答应了。

    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，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。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，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，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。

    车继续往城外开，灯火慢慢稀疏。

    “快到家了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。

    “这桥叫青衣大桥，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。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。”

    “这样啊。”我礼貌性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他望着窗外的桥，像自言自语一样：“我来香港第三年，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，鼻咽癌，建筑公司不得不停了，父亲到处找医院医病，本来还有希望，结果哥哥怕被拖累，卷着家里的钱跑了。我和母亲只好卖掉房子，继续给父亲医病。有一天，他自己开着车来到这里，就从这里冲下去了。我现在要挣口饭吃，还要从这经过。”

    我愣住了，不知道怎么接话。

    他接着自言自语：“城市很恶心的，我爸一病，什么朋友都没有了。他去世的时候，葬礼只有我和母亲。”

    “呵呵。”停顿了一会儿后，他自己轻轻笑了一下。

    我张了张口，尝试说点什么。他显然感觉到了。

    “我没事的，其实可搞了，香港报纸还有报道这个事情，我家里保留着当天的报纸，是头版头条，你相信吗？”他转过头来，还是微笑着的脸，但脸上早已经全是泪水。

    车依然在开，那座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。桥上一点一点的灯影，快速滑过，一明一灭，掩映着车里晃动着的疲倦人群。

    大部分人都困倦到睡着了——他们都是一早七点准时在家门口等着这车到市区，他们出发前各自化妆、精心穿着，等着到这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扮演起维修工、洗碗工、电器行销售、美发店小弟……时间一到，又仓皇地一路小跑赶这趟车，搭一两个小时回所谓的家，准备第二天的演出。

    他们都是这城市的组成部分。而这城市，曾经是我们在小镇以为的，最美的天堂。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，活在天堂里的人。

    阿小转过头去，拉开车窗，让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。我突然想起远在老家，已经又敢重新开摩托车的那个阿小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，他应该已经在海边布好了明天的网线，骑着摩托车沿着堤岸往回赶。家里有房子、妻子和儿子。听说他也养了只黑狗，那黑狗会在他还没到巷口的时候，就欢快地跑出来迎接。hf();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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